从门到窗子是7步，从窗子到门是7步，走过来是7步，走过去也是7步———这是伏契克在牢里写出的诗句；而在群租房内，你甚至找不到窗户，从这面墙到对面的距离，往往只有2至3步。

　　如此狭小的一间房，开价是每月550元。还得庆幸，这是个单间。隔壁的室友睡的是高低床，要便宜100来元，但一个房间里塞进了6个人，如同沙丁鱼罐头一般。

　　利用租客的身份，记者与数位“二房东”取得了联系。尽管事先有了心理准备，但看房时还是被吓了一跳。中远两湾城的数百间群租房内，每天来往的租客就是睡在这样的房间里。

　　(100弄198号2901)5间房都靠“洞”透风整洁清爽、专人打扫、空调电视、宽带免费……这是许多群租房“挂牌”时极力标榜，如果相信了，那上门看房时绝对会失望。事实上，很多群租房内由于被分割得太厉害，内部连窗户都没有，空气混浊不已。

　　当记者跨进这间“单人”房时，看到的是只有一张板床和歪斜的小台子，如果想走人，就不得不侧身而过。“二房东”一边费力地挤进去，一边仍不绝于口地推荐着———“你看，单间可不多了，虽然小，但一个人住得舒服啊。”

　　“怎么没有空调？窗子都没？”嗅着酸臭的空气，记者发问道。得到的回答是，“9月天还要什么空调，窗子是没，但那上面不是有个通风口嘛？”

　　转眼一看，果然门旁边有个大洞。原来这间群租房里的7个房间，除了2间有窗外，其他5间全部是靠这些洞相连，实行通风。头间的人要是抽根烟，烟味能飘到最后一间。

　　(97弄10号2304)男女混居当面不尴尬这间原先的两室一厅，硬是被“二房东”隔出了6间房，连走廊都利用了起来。走进房间一看，长不过两步、宽不到一步的空间里，也只能放下一张床，再也没有可利用的地方。

　　正在左右四顾时，隔壁“邻居”突然推门出来上洗手间，两位女性把记者给吓了一跳。赶紧打听了一番，原来6间房竟是男女混租的，难怪进门处的一大堆鞋子里居然会有高跟鞋。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你住你的，她住她的，当面看见了，也就点个头打声招呼。”这位房东轻松地说道，“我们这住到现在少说也有百来人了，不都是这样过来的？”

　　(100弄238号1201)30来人蜷在高低床上走进这间号称“两湾城最便宜的合租房”后，记者总算了解它为何如此“实惠”。在这样一间最多三室一厅内，大大小小地摆满了高低床，粗粗一点居然有30来人住在这里。平均每间分割房里都住着4个以上的住户。

　　“我这里就是学生公寓。”房东王先生毫不掩饰地表示，在这里住着的全部是刚上班的学生族，每天收费只要15元左右。“全上海到哪去找这么便宜的地方？”正说着，一位上铺的住户从被子中探出头来，看了看记者的脸，或许看多了陌生人，他什么都没说翻个身就继续睡了。

　　出门的时候，记者才发现，这间房被房东进行了改装，只要关上门，没有钥匙根本出不出去。“最近群租抓得紧，怕出事，还谨慎点好。”房东解释道。

　　昨天，六起价格违法案被曝光。有媒体欢呼:“国家发改委在全国范围内重拳出击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

　　被“重拳出击”的六起价格违法案分别为:湖北荆州市沙市区集体串通提高香干子、豆腐等4种豆制品价格，平均涨幅20%左右。浙江嘉兴市品牌餐饮企业酝酿涨价20%。重庆巴南区李家沱十多家火锅店贴出告示统一收取10元锅底费。吉林市豆制品协会串通提高干豆腐制品批发价从4元涨到4.6元，零售价从4.6元涨到6元。陕西西安一超市的卖场标示鸡蛋“原价6.8元/公斤，现价4.38元/公斤”，略低于市场平均价，引发千人排队。

　　这六起案件，说小不小，群众利益无小事。说大也不算大，与价格飞涨的楼市比起来，终究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全国范围内的重拳出击”云云，多少给人的感觉是打击对象太小儿科了，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位官员对成本价格与销售价格的关系，日前在做客中国政府网时作出解释:“在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应当允许生产经营者合理转嫁成本，但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产品成本确实增加了；二是涨价不能超过合理限度，更不得借机抬价，跟风涨价。比如方便面成本只增加了5%，或者说10%，但你涨价了20%，甚至是40%，那就不行。”

　　按照发改委官员提出的两个基本条件，我发现许多楼盘涨价几乎一个条件也不具备。东三环附近有个楼盘，刚开盘时每平方米1.2万元，一年的光景，现在1.8万元/平方米。产品成本增加了吗？似乎还是一样的房子。说话、办事要留有余地，所以，我喜欢退一步说。即使是“产品成本确实增加了”，每平方米涨价6000元，且还在上涨，难道没有超过合理限度吗？今日中国大中城市的楼市，几乎所有的楼盘都在借机抬价、跟风涨价，难道不是这样吗？相当多的楼盘，涨价不是5%，不是10%，甚至也不是20%，而是30%、40%以上了，难道不是事实吗？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方便面、豆腐之类的涨价20%以上“那就不行”，那就“重拳出击”。到了楼价如此上涨怎么就行？怎么就见不到“重拳出击”？是豆腐太软，还是楼房太硬？在市场经济中，政府部门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裁判员”，制定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不能吹偏哨，更不能吹黑哨。“裁判员”如果有两套规则，比赛将无法进行。被出示“黄牌”、“红牌”的运动员，肯定也会感到不公正。

　　调控物价，事关民生，所有的人都举双手赞成。但是，我们的调控不能违背市场规律，不能背弃公正的原则。拿楼价与豆腐价比较来说，显然楼价乱涨在前，豆腐跟风在后。我一直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说了可能得罪大多数中低收入的消费者，不说又憋闷得慌。我要请教读者诸君:楼价如此上涨，卖方便面的、卖豆腐的、卖猪肉的，等等，这些人买房子的钱从何而来？我说的是买经济适用房，还不是商品房。都去住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可能吗？有谁计算过卖多少猪肉、鸡蛋、豆腐、方便面的利润，才能买一套房子？重庆市商委呼吁超市开展“零利润”售肉，不知道那些“零利润”卖肉的人将来可否买到“零利润”房子？

　　因涉嫌受贿373.5万余元，另有335.4万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原衡阳市副市长兼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刘兴德站在了被告席。值得一议的是，刘不仅与房地产商相互勾结利用，且全家共有8处房产。从天涯社区曝光的12大贪官豪宅的图文看，原深圳南山区委书记虞德海就拥有豪宅8套，建筑面积达940多平方米；原河南荥阳市财政局长薛五辰则拥有9套住房，1300平方米。值得警惕的正是，贪官攫取无度，正成为房价高企的罪恶推手。(《中国青年报》8月30日)

　　近些年来，房价一路飙升，动辄每平方米上万元的价格，早已让中低收入群体不堪重负。尽管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不少控房政策和方略，但都未能收到实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房价的持续暴涨：是正常的供不应求还是人为制造的供需失衡？是市场因素还是官商勾结耗散了调控力量？时寒冰先生曾撰文抨击高房价七大罪魁祸首，其中就有官商勾结和投机、富人占有多套住房。

　　投机和富人拥有多套住房暂且不论，一些政府官员正像刘兴德一样，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批地权和贷款权大肆敛财中饱私囊，另一方面则用贿款直接从事房地产交易，低价购进房产等着升值赚钱或出租牟利。如此“空手套白狼”成了许多贪官热衷的财富聚积游戏，而贿赂成本又被房产商纳入房价成本中——更可怕的恶性循环是，官商勾结消除了房产商的后顾之忧，使之敢于囤积土地推动房价上涨。

　　除了权钱交易得来的腐败房，还有福利房。年初，广州市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坦言买不起房，仍属租房一族。贵州省省长、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则称“有些领导，住的房子都已经200多平方米了，还说买不起房，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事实是，上世纪90年代末“房改”之前，公务员一直是我国住房条件较好的群体，各级官员都按标准配足了住房。1998年“房改”后，虽然停止了福利分房，但之后各地党政机关种种名目的“集资建房”和“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且不算，一些官员甚至官升一级换个单位就又分得一套住房。刘兴德家的8处房产中，其中6套为华新开发区财政局等单位的集资住房，另外两套的购买价也仅为19498元和22866元，显系“福利房”。

　　一个官员到底有几套住房，这些年虽然屡次清理，但一直不清不白，不了了之。一则目前尚缺乏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官员实际收入多少，住房补贴多少，甚至有几处房产公众均不知情。二则国家尚未建立统一的官员住房规范和监管制度，官员住房腐败行为亦未能得到严厉查处。如果以原河南荥阳市财政局长薛五辰拥有9套住房为例，部分未被揭露的贪官所占有的住房总数一定惊人。这一数据不仅见证了贪官通过房产暴富的速度，如原成都金牛区副区长马建国在“御都花园别墅”内的7、8、9号别墅被拍卖1238万元，同时也人为地打破了供需平衡，导致了房市供应的紧张和价格的坚挺。

　　要遏制房地产业的腐败，控制房价，就必须严厉查处官员多占住房和非法交易行为，必须建立有效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分档规范各级官员的住房标准，对超标准住房、多占公房要进行登记、清理和清退，尤其对非法占有的住房必须依法追究。诚如是，房价才能有所回落，老百姓离实现买房梦也才能更近一步。

　　殷国安

　　8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同志介绍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等方面情况。他说，对于普通的市民，通过租赁房屋来解决暂时的住房问题，应该是一个可取的方法。他表示，中国城市住房私有率在全世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而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没有一个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是靠自己拥有产权这种方式。(中新网8月30日)

　　齐骥副部长说的当然不是新观点。此前龙永图先生也说，美国三成人群买房，六成人群租房，实际拥有住房的人并不多。他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应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解决租房问题，因为百姓的目标只是“有房子住”。

　　美国人为什么不买房？有人说，是因为美国人的流动性非常强，他们需要经常换房子，租房比买房更方便，绝非买不起房。我的朋友去了一趟欧洲，说那里的人一年里许多时间在旅游，一家人坐上“房车”——怪不得不买房。

　　富裕、自由，享受生活，悠闲自在的生活，中国人目前恐怕还过不上。明知“房奴”不好当，为什么中国人总想买房而不租房？我觉得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当租金比较高时，买房可能比租房合算。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每月花几百元可以在北京五环边上租到70平方米的房子，相信只有脑子有问题的人才会买房而不租房。反之，如果每月2000元，花月收入的一大半才能在五环边上租到70平方米的房子，相信所有老百姓都愿意买房而不是租房。买房时除首付款外，如果每月的还贷支出和每月租房的支出的差距不太大，人们当然咬着牙买房了。

　　第二，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老百姓自己必须考虑养老的诸多问题。如果年轻时不拼命买下住房，将来年老后收入减少，如何保证再有资金支付高房租？

　　第三，对未来心中无数，将给租房者带来恐惧。谁搞得清将来房价会上涨到什么水平，又有谁能保证房租占自己收入的比例几十年不变？如果房租大幅增长，租房者的负担加大，他们就会悔之晚矣。

　　第四，有关制度不配套，租房者将失去城市的身份感。一个人要说明你属于这座城市，就必须拿出你的相关户籍和住房来证明。没有房子，就缺少安全感和归属感。

　　当然，除了经济、社会原因，还有传统观念的问题。中国人富有后，为积聚财产，购房买地是最重要的选择。而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又特别重，父母对子女又给予过多的溺爱，能给后辈留下房产，则是父母的宏伟理想。

　　当然，观念是可以改变的，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鼓励群众租房而不买房的时候，不妨请领导干部带个头。刚看到的新闻说，湖南衡阳市原副市长兼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刘兴德一家居然有八套住房。在这样的官员示范下，又怎么好意思让老百姓租房而不买房呢？